政工干部毕竟是专业的。只用了两天，两个政工干部按照蒲素的提醒，伪装成抵抗组织的身份分别对三个叛徒进行了审问，获得的资料和情报非常有价值。而且彻底搞清了三个人的来龙去脉。
农庄内，蒲素看着摊在桌上厚厚的三摞审讯材料实在是没有准备。随手翻开徐恩佐的材料粗略一看，边区政工同志扎实和细致的作风实在是到了到了令他惊讶的程度。所有的供述，都清晰标注了年月，甚至精确到了日，以及其他参与人员等等。
徐恩佐，时年32岁，乃是一个来自靖江的一个流动商贩的儿子。他14岁来到上海，之前读过五年小学和三年私塾，此后，与一个阿姨住在静安寺路和哈同路的转角处。在读了六个月的小学后，他在汉口的一所中学读了一年，然后回到上海，在父亲的一个朋友店里学做手表生意。在四年的珠宝商学徒生涯里，他还在一家私立夜校上课。可谓是自强不息，比较励志了。
1931年初，他学徒期满，于是打算自己开一家珠宝店，商号“兴祥”，位于英租界的八仙桥附近。几个月后，发生了满洲铁路事件，徐恩佐立即停止营业，参加了万国商团，以更加有益的方式为祖国服务。
徐恩佐当时参加的上海市民义勇队拥有500名成员，一个名叫王炳南的律师利用福州路上的一家丝绸店，开设了一个办公室。1932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南市的公共娱乐场进行一些训练后其中的300位年轻人愿意参加对日战争。
徐恩佐被王炳南任命为一个一个分队的首领，王炳南率队前赴宝山。在此，他们被编入中队，隶属于第十九路军。在于日本人的抗战中，市民义勇队遭受轻微伤亡。之后，他们撤到宋江，作进一步的军事训练。然而，在他们能够重返前线之前，常凯申把十九路军派往了福建，市民义勇队解散，徐恩佐回到了上海。
1932-1933年冬天，徐恩佐组织了一个“群益社”，具有不同生活经历的五十余名成员聚集在位于八仙桥的他的店铺里，以“增进政治知识”。然而，政治利益并不物化，早在1933年末，徐恩佐就鉴于财政困难不得不解散了这一团体。徐恩佐花了他那住在汉口的母亲2000元钱，在巨籁达路和圣母院路的转角处开了一家兑换店，乐观的命名为“华兴”。
这家兑换店仅仅只能维持他糊口，但是其拒绝与其他市民义勇队的同志一起，参加“锄奸团”以敲诈和日本人做生意的商人。相反地，当世界经济萧条最终影响到上海的时候，他关闭了店铺，与一位学生朋友潜入蒲柏路上的一家公寓居住。当他得知父亲生病后，便于当年11月回到汉口，但是在他抵家之前，其父也业已去世。
1934年2月，徐恩佐返回到上海，他在两个朋友——一位是中华书局的编辑，另一位是就读于南洋学院的大学生，后者在北京的父母十分富裕。在同学的帮助下，他在公馆马路与八仙桥路的转角处开了一家亚美钟表店。钟表生意十分兴旺，徐恩佐便在静安寺路开了家分店，将其总店迁至宁兴路，并在夜校上课，以提高自己的教育程度。
徐恩佐始终怀着爱国心。他再次从自助到互助，与另一个大学生和一个香烟店店主于1936年9月在闸北组织了一个“一心团”。一心团拥有30个成员，大部分是劳工，表面上的宗旨是
提高人民的政治认识，推进救亡活动“。
救亡活动致使他与王炳南重新联合。一心团在1936年10月以”别动队“的形式参加了市民义勇队、1937年1月，别动队成员进行了军事训练，并获得承诺，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将会得到武器在敌后打击日本人。但是，这一承诺从未兑现，成员们纷纷离去，别动队就解散了。
看到这里，蒲素停了停。扪心自问，直到目前，徐恩佐在战争爆发前的所作所为很值得钦佩。家国危难之际，没有袖手旁观，反而积极投身于各项抗日救亡活动中，实实在在的讲，他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情怀高于一般国民标准。
“他的伤势怎么样了？”蒲素看着在一边的政工干部，老刘问道。
“来的时候很严重，现在给他吃了点消炎药，好了很多了。主要他当时是被打断了肋骨，一直没有进行治疗，发言之后导致了气管……”
“久咳之下，骨折部位受到震动就不能彻底固定痊愈，而肋骨那个地方也只有静养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