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今天，能在这里相聚，我们都是劫后余生的幸存者。你们刚才听到的那首歌，名字叫做《悲伤的家园》，它是由一位匈牙利作曲家在弥留之际写下的。作曲家写下这首曲子的时候，灾难在全球的蔓延已经进入第二年，他从他的家乡布达佩斯流浪到了伊拉克的巴士拉，他想在巴士拉乘船进入印度洋，最后到达东亚的中国。因为那个时候，很多幸存者都在想办法到中国来，人们听说这边没有灾难，没有疫情。作曲家在巴士拉被困在了一个清真寺里，那里还有其他的一些幸存者，但是，他们都已经弹尽粮绝，没有救援，他们都知道，自己再也出不去了。
在清真寺里，不同信仰的人想办法共度难关，他们当中有基督教徒，有穆斯林，还有佛教徒和印度教徒，然而在那个时候，人们摈弃了国家、宗教的界限，在这场巨大的灾难面前，人们只剩下最后一个信仰，那就是团结一致活下去。
这场灾难曾经让人们见到了人性最卑劣的一面，人们会为了食物而抢劫，杀害自己的同伴，人们会出卖自己的**和灵魂，也会在一块压缩饼干面前毫无尊严的跪地祈求。是的，我不想奢谈什么真理与伟大，人们能够坚持自己的信仰，在死亡面前也无所畏惧，但很难面对长久的饥饿，无边的恐惧、孤独以及绝望。这是这场灾难最可怕的地方，它在最大程度上摧毁着人们的意志，甚至思想。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场灾难中，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我们的作曲家在到达巴士拉的清真寺之前，也曾经到过几个避难所，亲眼目睹了很多血淋淋的争夺和杀戮，然而，他却始终没有绝望。他以一个艺术家的心灵，守护着尊严而体面的作为一个人，而不是行尸走肉的底限。在清真寺里，他看到不同国籍，不同信仰的人艰难的活着，分享着一天一天减少，直至没有的食物。当第一个人因为饥饿倒下的时候，剩下的人们并没有像他曾经看到的那样，把自己的同伴变成了食物。而是，用不同的方式，为死者祈祷。他们的眼里已经没有眼泪，可是他们的心里弥漫着哀伤。
我们活着的人，和变成了丧尸的人，本质的区别在哪呢？作曲家发现，就是那绝望中哀伤的祈祷。我们可以失去家园，失去亲人，失去所有的一切，但没有失去做人的骄傲。在我们当中，有的人为了活下去，不惜把自己变得比丧尸还要凶残和嗜血，有的人为了活下去，卑微得失去了脊梁，有的人为了活下去，把自己变成极其廉价的商。但，那不是全部。终有一天，你会发现，人性的光辉，会照耀在你的脸庞，即使你不可避免的还是死去了，但至少，你没有丧失希望。
于是，在饥饿中，作曲家用自己最后的生命，创作了这首《悲伤的家园》，听，这首曲子是这么的悲伤，在乐曲中，我们回过头去，看到的是再也回不去的故乡，我们回过头去，看到的是永不再见的亲人，可是，我们终究会转过头来，去寻找那微薄的曙光。听，这首曲子里，有唱诗班的唱诗，有穆斯林的祷告，有僧人的吟诵，它跨越了国家、民族、宗教，它并非凌驾于这所有之上，而是将这所有，凝结成最后的力量。
这是《悲伤的家园》，联合政府最高公民委员会决定，把这首曲子作为会歌。你可以为他填上歌词，也可以不用任何的语言，只要你跟着音乐哼唱，你将不会孤独，因为你知道，即使你一个人徘徊在绝境中，至少还有人像你一样在为未来祈祷。”
……
李杰一直在想，这个新闻发布会的开场白会是怎么样的。在他的设想里，会有某个高官首先致辞，发言官腔十足而又空洞无物，然后在机械的掌声中，主持人程序化的宣读着会议的程序。
李杰没有想到，这个新闻发布会的开场，是由一个外国人，用深沉的男低音，发表了一番艺腔十足，让他觉得有些好笑，但好笑之余，又微微有点鼻子发酸的讲话。
这个讲话与其说是做新闻发布会的开场报告，还不如说是一场配乐诗朗诵，那深沉的男低音充满磁性，感性十足，虽然用的是俄语，但是大屏幕上同声翻译的字幕，还是让听众受到了巨大的感染。
李杰扭头看去，季忆倒还好，这姑娘感性的时候可以不顾一切的跳飞机，理性的时候会把自己都算计到一个生死难测的计划里，这个时候她就显得比较理性，自始至终只是微笑着。她精通英语，能听懂德语，李杰发现她真的很变态，因为很明显，俄语她也能听懂。她还告诉李杰，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里，就有一个古米廖夫，眼前这个长得有点像列宁的联合政府轮值主席，兴许就是那个古米廖夫的后人。因为他不是在表演，他的确是充满诗意的。
可是季忆越是认真的样子，在李杰看来，越是有些没心没肺的胡扯的嫌疑。倒是鲁斯和毕典菲尔特这两个外国朋友，明显的对这首没有歌词的会歌更有共鸣一些，特别是鲁斯，当他用他一点也不比轮值主席差的低音哼唱起这段音乐的时候，李杰忽然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看过的电影《霍比特人》，不同的是，鲁斯不是被恶龙占据了家园的矮人，而是一个流浪在远离自己的家乡的土地上的黑巨人。
至于米诺和林野，不出所料，早已经对着字幕泪流满面了。
李杰叹了一口气，在快要饿死的时候还能作曲，这大概也只有人类才干得出来。他不能否认音乐和轮值主席极富感染力的朗诵，把在场的人们带入了一种充满正能量的状态之中。如果要说这是做人的骄傲也没错，可是今天的主题，并不只是要唤起人们的悲伤和希望的啊。
转折出现在最高学术委员会主席劳伦斯?罗尔斯顿发言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