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他又向右丞相虞允文上了《九议》，再次陈述他的抗金方略。
辛弃疾希望以此唤起宋廷君臣的抗金热情，坚定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念。
但是，在逐渐偏安成风的情况下，他的满腔热忱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经过深思熟虑的恢复中原大计如石沉大海，这使辛弃疾陷入极度的悲愤和苦闷中。
朝廷虽对北伐反应冷淡，但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颇有感兴趣。
从乾道四年（1168年）年始，辛弃疾先后担任过建康府通判、滁州知州、江西提刑等职，在平定了赖文政领导的茶商军之后，又知江陵府兼荆湖北路安抚使，成为封疆大吏，后历江西、湖南安抚使等职。
频频的调动与升迁并没有使辛弃疾感到满足，他日夜渴望的是驰骋沙场，收复失地。
但辛弃疾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官场上立足。
另外，“归正人”的尴尬身份也阻拦了他仕途的发展。
后来，辛弃疾因在地方上大刀阔斧地整顿、创置“飞虎军”等事，妨碍了权贵们的利益，淳熙八年（1181年）十一月被交章弹劾，以“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等罪名，罢去他的所有职务。
在被罢官时，辛弃疾回到上饶，开始了他中年以后的闲居生活。
此后二十年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绍熙三年（1192年）至绍熙五年（1194年），辛弃疾出任福建提刑、福州知州、福建安抚使等职，其间一度归朝任太府卿，又被劾罢官奉祠。
同年夏，辛弃疾回到上饶，住在瓢泉，动工建新居，经营瓢泉庄园，决意“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
嘉泰三年（1203年），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次年（1204年）差知镇江府，年迈的辛弃疾精神为之一振。
嘉泰四年（1204年），他晋见宋宁宗，认为金国“必乱必亡”，被加为宝谟阁待制、提举佑神观，并奉朝请。
不久后，辛弃疾出知镇江府，获赐金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