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国者，背千古骂名，受万世唾弃。汪精卫急急忙忙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就象一个娼ji在床上热情奔放地献身完毕，能否得到嫖资，又能得到多少，已经完全不是自己能作主的事情，完全要看嫖客的心情，任凭嫖客决定了。甚至嫖客还可能奚落其容貌差劲，床上功夫拙劣，干得一点也不爽呢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从上海飞赴日本谈判。谈判一开始，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就奚落汪精卫，“我以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到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
日本方面虽然成功诱降了汪精卫，但看到汪精卫的作用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大，与蒋介石的“桐工作”也未结束，便将其冷置一边，使卖国心切的汪逆备感失落与郁闷。
当时日本陆相板垣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是影佐祯昭，一个就是今井武夫，这两人对中国政治人物的诱降主张上有很大不同。影佐祯昭走的是要扶植汪精卫的路线；今井武夫却想直接和蒋介石谈和。他认为：从清朝开始，中日之间所有战争或争端最后的解决方式都是中国的“委曲求全”，现在日本对中国的打击在历史上是最大的，中国面临的危机也是最大的。而且日本已经招来了汪主席，如果中国全民抗战的领袖蒋介石也来个扭转乾坤……
直到欧战爆发，与蒋介石的和谈也毫无进展，日本方面才根据兴亚院起草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与汪精卫谈判成立中央政府的基本条件。要纲比起近卫首相宣布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有很大的倒退，汪精卫大失所望，《要纲》的内容不仅与他向日本提出的要求相距甚远，而且大大超过了上海重光堂协议的范围，也违反了近卫第三次声明的精神。但汪精卫已经骑虎难下，考虑再三后，还是在这个基础上与日本方面进行了谈判。
黄历抵达上海之前，影佐机关刚刚安排了汪精卫到南京与梁鸿志及王克敏会商之行。梁鸿志是华中“维新政府”的首脑。王克敏是华北“联合政府”的首脑。影佐机关认为汪“组府”须得梁、王的协力，才能着手，因而举行南京会议。
汪、王、梁会见，汪首先说明统一“组府”之意。梁鸿志略为客气，开口说道：“这件事要让我们商量之后，才能答复。”王克敏则很坦白的说道：“我们三个人商量没有用。这件事要他们协商好了，也就可以做了。”
王克敏所说的“他们”，就是汪精卫背后的影佐机关，梁鸿志背后的原田机关，和他自己背后的喜多机关。这便是傀儡之所以为傀儡者的鲜明事实，每人背后都另有人操纵，他们不过是摆设而已。譬如四个人打麻将，每一人的背后有一参谋。打到两圈之后，关键时候，四个参谋便都伸出手来，直接的打了起来，那座位上的四个角色反而束手。
……………
汪精卫等到达上海后，先是暂住在虹口日本兵营附近的楼房里，而在汪伪“六全大会”前，迁入沪西愚园路1136弄的一座花园洋房里，它是过去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的住宅。王伯群任大厦大学校长时，为娶该校校花保志宁为妻，动工兴建此美轮美奂的大厦，作为藏娇的金屋。
1931年，进步作家邹韬奋为了揭露这桩丑闻，曾将此屋拍成照片，发表在他创办的《生活周刊》上，轰动一时。上海沦陷后，楼房为日军占领，弄内还有十余座各自独立的西式花园楼房。
日军将该弄内的所有住户赶走，将王伯群的小楼让与汪精卫，其余房舍供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陈春圃、罗君强等一批人分宅而居。该弄除由十名日军负责警卫外，还有“76号”特工总部派一百多名武装特务日夜严密警卫，没有汪伪发的临时证件，或者预先通知的特定人员，完全无法进入弄内。而且愚园路与极司菲尔路一样属于越界筑路区，1136弄与“76号”相距不远，往来也很方便。
黄历搂着李倩心的纤腰，李倩心则紧贴着他，头倚着他的肩膀，两人一副亲昵的样子坐在黄包车上，从愚园路和极司菲尔路上走过。黄历用心将各处的地形建筑牢牢记在心里，觉得刺汪之事相当棘手。
这是他来到上海四天里的第三次堪察实地情况了，每次的装束都不一样，有时是单独一个人，有时是和崔小台一起，冯运修和崔小台也装作路过的样子，进行过侦察，一份地势方位图纸标记得已经越来越详细，但如何进行刺杀，却一直没有确定下来。
当然，最保险的是远距离狙杀，黄历在附近的高楼大厦走过看过，丈量距离，观察角度，合适的狙击地点不是没有，但这种蹲坑似的守候风险很大，因为这里是沪西越界筑路区，日本人和“76”号特务能够加以相当有效的检查和控制，带枪进入很容易被发现，逃跑时也不方便。
用炸弹，或在路上狙击，也是一个办法。但必须提胆知道汪精卫何时出行，乘坐的是哪辆汽车，这也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如果抱着必死之心为国除奸，自然可以采取这其中的某一种方式，但黄历还不想这么早壮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