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由于民族意识浓厚，和对敌人的极端憎恨，所以数百万人敌忾同仇之心完全是一致的。大家一致服从中央，全力抗战。如果国民党中央当局此时如能去其一贯的褊狭心理，大公无私，一视同仁，视各部队的作战能力善予运用，则经过八年的抗战，这数百万人有可能熔于一炉，变成一德一心的国家军队，无奈中央当局始终不能开诚相见，当然也就无法达成理想。
令人不忿的事情便是硬把全国军队分成“中央系”和所谓“杂牌”。在武器、弹药、被服、粮饷各方面，中央军得到无限制的补充，杂牌军则被克扣。如中央的对付庞炳勋，当各军都在扩充之时，庞军独奉命裁去一团。又如川军开到徐州，竭力请求补充，中央破例补充了每军步枪二百五十支，这“杯水车薪”，何济于事？
因而在大敌当前之时，并肩作战的友军，有的食丰履厚，武器粮良，气焰凌人，有的却面有饥色，器械窳劣。要他们同样出死力而无怨尤，又岂可得呢？
由这种歧视所产生的恶果，则更是历数不尽。就以“中央军”而言，上上下下都是具有“通天”本领的“天子门生”。大家唯领袖之命是从，将帅不和，上下倾轧，作战能力自然无法提高。但是犯起法来，大家都是黄埔同学，又官官相卫，蒙蔽最高当局。因军法总监部内高级人员多系黄埔毕业生，狼狈为奸，尽管罪无可逭，也可逍遥法外。
至于杂牌军部队本身呢，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局面之下，也就竭力自救。他们都知道中央当局欲利用对日抗战来消灭他们，平时克扣粮饷，战时不予补充，等他们消耗得差不多了，便将他们遣散或改编归并其他部队，空出的番号，便可以由“嫡系”补充了。
而所谓的杂牌部队，其中也分等级，堪称怪事中的怪事。例如广西部队，由于抗战初期五战区的辉煌战果，使中央不得不另眼相看。再者，朝中有人好做官，桂系在朝中有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在外有李宗仁任战区司令长官，所以广西部队总算是承蒙中央优礼有加了。
至于其他部队，如福建绥靖主任陈仪的部队，虽然也是“杂牌”，但是陈仪毕竟是浙江人，蒋先生的同乡，所以也多少受到些优待。最惨的，要算是那毫无背景的孤魂野鬼，例如庞炳勋、高树勋、孙殿英一干人了，其次则为冯玉祥统驭过的西北军、张学良统驭过的东北军、陈济棠统驭过的粤军、唐生智统驭过的湘军，以及川、滇、黔、陕、甘等省的军队。
中央是蓄意要消灭他们的。粮饷既缺，中央还派了大批黄埔生去作他们的高级参谋和副军长。这些人事实上都是蒋先生的耳目，对部队的一言一行，有时甚至无中生有，都报告到蒋先生那里去。平时在部队中作威作福，目无余子。
中国将领都是除掉带兵打仗之外，一无所长的职业军人，军队便是他们的家。中国并没有良好的退休制度，他们一旦脱离部队便无法生存。中央既用种种方法去消灭他们，他们也就用种种方法自救图存。平时在前线，怕敌人攻击，怕被友军的中央军缴械。在这种情况之下，图存之不暇，哪里有心思去抗战呢？狡猾一点的，便用重金到中央去拉关系以便可得到补充，然后利用补充款项的一部去作活动经费，因而形成了一个贪污和行贿的大循环。
山东，东临黄海、渤海，西靠中原腹地，南接江淮地区，北依平津一线，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尽管与华北形势有很大区别，但日军、伪军、国民党军队、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多种势力混在一起，其复杂程度也不是象有些人想象的那么简单。
即便从国民党军来说，山东有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的军队，有苏鲁战区司令于成忠的东北军，有为了监视东北军而派来的军统干将周复及为他专门配备的武装，还有原山东军阀韩复榘的旧部山东第三区保安司令张里元的队伍，另外还有为数众多接受国民党政府委任状的地主武装，他们的人数少则三、五十，多则成百上千，队伍规模不论大小，领头的都被称作司令。其中有坚决抗日的，有占地称王的，有的还明里暗里同日伪相互勾结。
如此乱纷纷的局面下，黄历率领的小分队进入山东，与前来接应的张渊的队伍会合，宛如一颗石子扔进了大海，连朵小浪花都没有激起。
昆仑山地处山东半岛东端，在烟台、威海两地交接处，山势绵延磅礴、峰峦叠翠，奇峰异石、森林茂密，古木参天，多有清泉飞瀑。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蓬莱、瀛州、方丈三座仙山都是由昆仑山衍生而来的。
赏山花烂漫，观清泉瀑布，吃山珍野味，寻道教文化……如果仅仅是旅游，在这颗镶嵌在胶东大地的璀璨的绿色明珠里当然可以尽情享受，但现在不是和平年代，即便暂时陶醉于这秀美景色，也会很快转入正轨。
对于张渊来说，黄历的到来令他很高兴，他是一个爽朗直率的山东汉子，也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军人，没有政客那般狡猾和多疑的心思。虽然黄历带来的人不多，但他第一眼看到这支队伍时，便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这让他冥思苦想了好几天，才找到了答案。
杀气和自信，这是黄历的小分队具有的最大特点，与鬼子的几番战斗，既提高了战士们的素质，又增强了他们了信心。特别是有黄历这样的指挥官，崇拜和信赖让他们的精神状态也不同于其他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