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弊端非是一地多主，而是这个铲佃。
理论上佃权是在佃农手中，然而主户利用手中的权势，用种种残暴手段剥夺佃农的佃种权。或者迫使佃农离开，另与新佃订定租约。或者迫使旧佃束手就范，修改原来的租约，增加租粮租钱。是谓铲佃或者为夺佃。
史上苏东坡就曾在杭州提出铲夺的方法，迫使佃农更加勤快的浚治西湖，以免茭葑闭塞。西湖是治好了，也美化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但租种官府葑田茭地的百姓生活却更苦了。还有一种情况，一些乡里的无赖，向主户允许以更高价承租，主户相信他们的话，将旧佃户尽去。结果这些人又不付约，导致主户田地荒芜。然后迫使主户以低价将佃权出售出来，无赖转佃给其他佃农。往往又引起一大堆官司。
还算是好的。
其实铲佃的背后，发生着许多悲惨的故事。
郑朗所带来的不仅是人口更加飞速的增涨，还有查隐田，主户隐田查出来了，要交地的赋税，以前的佃约租子轻。不划算。于是大肆铲佃。强迫佃农重新加租。
比如江南东路与两浙北路，一些上田原来租子只有三到五斗，这是能承受的，但渐渐增加。有的上田能涨到二石。即便是圩田，一亩地产量精耕细作，如今高产两季合在一起，也不过五石多。佃农不交赋税。可要承担少量的力役，以及杂税，再加上农耕成本，风调雨顺尚得过，一遇灾年，顷刻间家破人亡。
或者取消佃权，成为逃户，宋朝流民很多，可流民又流到哪里，天下乌鸦一般黑。或者逃到地广人稀的地区，这些地区耕种收获不大。再者，搬一次家，就要添置大量的生产与生活工具，那怕搭一个茅草棚子多少还需要一些钱帛吧。因此在勉强能维护生活的情况下，多数佃农只好过着黑暗的生活。
永佃权的破坏，铲佃的兴起，造就一大批真正赤贫的七**等户产生。
不但是主户参与的，一些地方酷吏也参与了，有的酷吏直接**裸地要求佃农加租，并且公开说，若不愿意，让人铲佃。范纯仁这两年主持监察司，处理类似的情况，共达一百多起。他是好心，可是周边地区全部加租，官田若不加租，不但影响不好，争的人多，往往又让一些地痞无赖占去佃权，或者被小吏变相占去佃权，谋取典佃权钱帛赚其差价。一度让范纯仁很苦逼，郑朗解了围，派人调查一番，适度地根据情况调整了租赁，没有办法，朝廷想惠政，可是好处未必能让百姓所得，所得依然还是地方上的豪强。但加租后，同样也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总之，铲佃的出现，带来一系列的严重后果。
不过若碰的话，那将是比清查隐田，甚至比强行推广理论中的方田均税法都是更大的马蜂窝。
最明智的做法，对此事装聋作哑！
郑朗说道：“子宣，我朝两税可重乎？赋税可重乎？”
朝廷有多少耕地不管，那怕二十亿亩地，没有计入户册征不到税，都不能计算进去的。能计算的仅是户册上这五亿亩耕地，这中间包括一些免赋户与朝廷的各类官田职田学田，真正能征赋的只有四亿亩。不过两税收入也不过四千六百万不足，有钱粮帛草以及各种特产，草竹木柴比粮食便宜，布帛与一些金属或者其他特产又比粮食贵。其实这个数字只有六百多文，不足一缗。也就是化为钱，一亩地两税仅需交纳七十几文钱，相当于当地米价的二斗，麦价的三斗，粟价的五斗。就是七十文还包括了各种杂税，以及计入两税之中，但在粮食生产之外的税务，比如一些茶果瓜蔬的种植，一些作坊的杂税等等。
整个宋朝粮食产量，因郑朗推动，种籽的进化，大牲畜渐多，等等，从两石多点发展到现在，变成两石半多一点。理论上宋朝仍然执行着十征一，最多九征一的比例征收两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