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子肯定很大了，但不能看表面现象。
第一它起源于资州，发生在泸州，也就是后世的内江到宜宾一线，站在后人的角度，这一地区文明应当算是很发达的。但现在不是后世，而是在宋代，这里蛮汉杂居，管辖区也属于梓州路，郑朗所说的夔峡四路，其实是三路，成都府路不算，尽管成都西侧也有大量羁縻地带，不过情况是比较好的。四路而是指其他三路，利州路算一半，梓州路算一大半，夔州路是全部。资州就属于梓州路，即便后世还能看到许多少数民族居住在这一地区。因此朝廷管理力度不是很严格，时常发生凶杀事件。
也就是说若它发生在中原或者东南，这件案子有可能登天了，但发生在梓州路地区，所有官员心中标尺要求会自动下降。
引起朝廷重视，还要感到李顺与王小波，两人起义原因就是因为中小茶商因朝廷专营，利益受到伤害，这才造反起义。起义壮大原因乃是王全斌入蜀后的残忍杀戳，导致巴蜀百姓不服。
因此以后朝廷对巴蜀很是重视，几乎每一个派向巴蜀益州知州几乎都是朝廷的头等良吏，甚至四川传出侬智高将北侵时，朝廷不顾张方平正在理财，匆匆忙忙地将张方平调到四川。
若是没有牵连到资州知州，卢家，顶多就是一件凶杀案罢了。
第二件事就是周姓茶商告发的用意。
这个又要从商税说起。
新商税推出之前，朝廷也有防御措施，朝廷以前明文规订，有敢藏匿物货为官司所捕获，没其三分之一，仍以其半与捕者或告人。只要捉到了。将其物货三分之一没收。给捕快与举报人。做为奖励。
实际情况执行得不好，天圣元年，杭州富阳民蒋泽等人举报大商人沈赞偷税，官府派人对其抓捕。将其贩运的一百八十几匹上等婺州罗没纳入官，支给赏钱。按理婺州罗一匹在两贯多，也就是蒋泽等人可以赏钱两百多贯。执行时不是如此，省司官员看过此案后。重新判决，婺州罗客（指沈赞）沿途偷税，尽纳入官，即无条件支告人赏钱，欲依条支给，数多不得过一百贯，从之。
为什么如此，朝廷同样痛恨偷税现象，若是无权无势，执行力度会从严。不过朝廷憎恨举报。认为有伤民风，因此一百贯乃是上限。仅是一百贯钱。谁愿意冒风险得到这些大贾。资州杀人灭口，江东两浙多半不会，可得罪了这些有钱有势的大贾，天知道以后他们怎么报复。由是商税锐减，为了弥补商税，天圣二年又做了新规订，婚姻所用的聘礼物色匹帛，如在本州县内，可以免纳商税，若到其他州县，即依例收税，所在不得出聘礼公验。当然，执行的结果只是针对那些无权无势的人。郑朗迎取崔娴，也未看到那一个官吏前来征什么税务。
一个一百贯上限，举报人渐渐消失，庆历时最高将商税敛到两千三百万贯，别当真，权贵利益受到的伤害很小，悲催的依然是中小商人，甚至小摊小贩。
郑朗改革商税时，重新确立了举报制度，奢侈品举报验实者，就此货物实价罚款一百倍，那怕以前偷掉一千倍数量，也是一百倍，或者初犯，还是一百倍。以前不究，省得越理越乱，捉不到幸运，捉到了就倒霉。可奢侈品更容易偷税，故起步价乃是一千缗。举报人查验得实后，能得钱一半之数，起步价是五百缗，不作上限，若是罚了一万缗，就能得五千缗。
普通货物偷税同样很严厉，不仅是罚没，而是按照等级，同样分为三等，分别罚两倍、三倍、四倍之数，举报人仍得一半。正是因为这个森严的罚没制度与举报制度，朝廷名义上的商税减少，实际商税却在增加。从制度上来说，有效地保护了中小商人，但这一来，大商人会易被盯上，他们每次贩运物货数量非同小可，只要罚一次，举报人就会得钱无数，新商税法本身有许多积极意义，但就是这个举报制度，引起很大的争议与反对声。
实际执行时，郑朗并没有催促，相反的，默契地示意，大家清查时稍稍收敛一点，以减少争议声。还有举报的人，对象乃是无权势的人，真正有身份地位的人，谁敢得罪啊。正是因为如此，新商税法争议声渐渐平息了。罚没的，没有身份地位，想闹事都不大可能。
周姓商人居然不顾卢家有人在朝堂担任中等京官，居然敢举报，普通人认为他是想钱想疯了，但让郑朗看到一丝不同寻常的意味，那就是两字，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