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堵胤锡不愧是进士出身，一份奏章扬扬洒洒写了数千言，不仅写了事情的经过，而且写了当前的形势，自己的初衷，写了该部大顺军虽然陷入困境，却围困荆州半月有余，虽然最后被敌军决江堤逼退，但却依然斗志不减，立誓将来再攻荆州，坚决报仇，这样顽强的斗志值得肯定。他说，收抚大顺军余部，既能防止清廷在其困顿时将之招安，又能防止其糜烂地方，还可以节省朝廷招兵费用。他举例说何腾蛟正在招兵，新兵不仅需要长时间训练，而且缺少实战经验，一遇战斗就容易放羊。倘若拿招兵的经费招抚大顺军，则事半功倍，等等。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某些阁臣的不满情绪。
隆武帝将何腾蛟和堵胤锡前后奏章对比着看了一遍，明显地感到堵胤锡的奏章比起何腾蛟的那封奏章来得言之有物，措辞得体，条理清晰，极富说服力。他拿起朱笔，批示将两份奏章发朝臣廷议。
这一下，朝臣立刻分成了两个阵营。以内阁大学士路振飞、蒋德璟、林增志及一班子上年纪的文臣观点接近，皆认为对李闯余孽不能太过宽大优待，毕竟是他们逼死了先帝，糜烂地方，不活灭九族就不错了。对之慢慢进行分化瓦解，使之消弥于无形才是上策。他们的话里还有一层意思，巡抚若与总督意见相左再获得支持，那还了得。
朝廷上一些上过战场的武将及部分年轻文臣，尤其是一些科道官员，迫切希望朝廷易炫更张，旗帜鲜明地与农民军合作，壮大军事实力，驱逐鞑虏，光复大明。
一时间，两种意见相左，谁也不肯后退。隆武帝只得将之暂时搁置，留中不发。
此时隆武帝的烦躁郁闷不是没有因由，而是自己的皇权又受到了严重挑战。在弘光帝和潞王朱常汸被俘及降清之后，一些远支藩王便蠢蠢欲动，做起了黄袍加身的美梦。当年七月，福王、潞王等被俘消息传到广西。分封在广西桂林的靖江王朱亨嘉也按捺不住躁动的心情，想过一把皇帝瘾。他的祖先是明太祖的侄子朱文正，在宗室中谱系最远，本来是没有机会问鼎大位的。但是，听说弘光帝被俘时还有不少宗室被俘，感到近支藩王消失殆尽，该轮到自己粉墨登场了。
弘光帝登基时，拥立者马士英及江北四镇飞黄腾达的例子，刺激了各藩王身边的谋士及军阀的野心，都想借“拥戴”之功一步登天，出将入相。朱亨嘉身边的谋臣孙金鼎反复研究靖江王朱亨嘉的族谱，琢磨出一条登基理由说：“据史书记载，王之先祖不愿来此偏远烟瘴之地，是马皇后将东宫銮驾仪卫赐之，先祖是用东宫太子仪仗就藩的。如今国家无主，按祖宗成宪正该太子名正言顺出来监国。太祖时就埋下了伏笔，今天果然派上了用场，吾王不必犹豫了。”
见近臣找到了说辞，朱亨嘉虽喜不自禁，但仍故作沉吟。下面的孙金鼎、杨国威、顾奕等一班心腹便连篇累牍地上“劝进表”，请其不避艰辛，早正大统，匡扶社稷，解民倒悬。
做足样子后，清顺治二年（大顺永昌二年，大顺二年，弘光元年，隆武元年）八月初三，朱亨嘉称监国于桂林，用洪武二百七十八年的年号，改桂林为西京，封孙金鼎为东阁大学士；封广西总兵杨国威为兴业伯，大将军；封顾奕为吏科给事中，其他官员封赏有差。
之所以写出这么多年号，是因为各有用途。清廷用顺治年号自不待言；大顺军余部内部仍在使用大顺永昌年号；大西张献忠部使用大顺年号；鲁王朱以海到翌年才用鲁监国纪年，此时仍用弘光年号。
当时，朱亨嘉感到自己仅在广西地盘太小，格局太低，便广派使者，到尚未被清廷占领的地方宣布自己在西京监国的诏旨，希望得到各地官员军民支持。
这个举动，深深地刺痛了隆武帝。有一个鲁王朱以海监国就已经够本王头痛了，再出来一个朱亨嘉岂不是一国三公更加乱套？
隆武帝的担心自有原因，其登基称帝后，也曾昭告天下。凡是尚在明朝占领下的区域，除浙东朱以海那里作对外，广西巡抚瞿式耜迟迟未表明态度，而朱亨嘉称监国正在广西，更使隆武帝坐卧不安。
朱亨嘉更加知道广西巡抚瞿式耜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自己帝业的兴衰，先是派人面见瞿式耜，擢升其为新朝刑部尚书，瞿式耜严词斥退使者，不就伪职。不料，朱亨嘉竟然带人亲赴梧州，拘捕了瞿式耜押回桂林，将之软禁于靖江王府，逼其就范。
原来，瞿式耜等人在弘光帝被俘之后，曾筹划拥立宗室谱系最近的桂王朱由榔。无奈尚未准备完毕，已经从福州传来隆武帝登基的消息。瞿式耜鄙视朱聿键以疏远旁系抢登大位，迟迟不愿上表称臣。这次，八竿子打不着的靖江王黄袍加身，颠覆了瞿式耜的认知观，他连忙秘密派家人到福州向隆武帝呈送了迟到的贺表，报告了朱亨嘉处的一些情况，请求隆武帝早日发兵平贼。
朱亨嘉收拾了瞿式耜之后，命令大将军杨国威留守西京，亲统大军兵临广东，计划像对待瞿式耜一样，逼态度尚不明朗的明朝两广总督丁魁楚倒向自己，进而占领整个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