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五十二）“奇怪战争”中国版
因为“拍卖”的“官产”实际上都是老百姓的产业，广东革命军政府“官产拍卖”的作法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佛山各界代表在商会集会，抗议全省官产清理处拍卖并指责革命军政府“只顾军事于当前，而置地方于脑后。”
然而，引起社会更大动荡的，是全省官产清理处随后实行的“举报官产办法”。此办法一出，社会上“有产业在市之业主，无不奔走骇汗，人心惶惶，惴惴然不知自己的房屋铲在何时，陷入恐怖浪潮之中”。由于投机分子乘机陷害别人以谋取私利，使社会越来越陷入到严重的动荡不安之中。除了这些办法，革命军政府还想出了“招商承办厘税”（这种征税办法最早源于清朝咸丰年间的“包捐”制度）、“扩大征收房屋捐税”、“强行征收商业牌照税”等，而除了新增税种外，其它各类名目的捐税更是多得难以一一罗列。
伴随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是广东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主要表现在军民关系紧张、政府财政信用降低以及罢市、抗税情况增多。
革命军队巧立名目强取豪夺，在当时已经是司空见惯之事。最典型的，是军队以“护商”的名义欺诈商人。革命军人一般在水、陆两路设立各种名目的“护商机关”，商旅一过必定征收“保护费”。仅韶关至广州，途中便有20余处这类关卡。最大的有3处：隶属于广东江防司令部的“护商事务所”、隶属于驻粤滇军第三混成旅的“护商队”、隶属于广州警备司令部的“护商监理处”。“此等护运机关，直等海盗之营寨”。
由于广东革命军政府失去了财政信用，社会上抗税、罢市之风此起彼伏。大元帅府财政部迫于无奈，宣布推迟两个月偿还一切到期债务。此后，大元帅府财政部、广东省财政厅分别陆续发行没有抵押、缺乏信用保证的“军用手票”、“国库券”、“地方短期抵纳券”、“广东省金库券”等约数百万元。然而，几乎无一完成发行任务，少量流向市面的亦常遭到广东商人的抵制。
由于革命军政府没有了信用，广州米行商人集会，抗议政府在无抵押情况下向米商借军粮。后来革命军政府财政当局不得不以米行集中的沿江一带价值约32万元的公地作担保，才向米商借得24万元的军粮。而当大元帅府军政部再次要求米商提供3万石军粮时，米商们则以“前番所欠粮款尚未付清”为由予以拒绝。
为表示对当局财政政策的不满，广东各地的许多商人、企业主往往采取消极躲避的方式。当大元帅府宣布实施“征收广东全省爆竹类印花税暂行章程”时，广州市郊不少烟花爆竹厂或停产或将工厂迁出广州地区。随后广州总商会许多会董因不堪多方索款要求，纷纷避匿。同月底，香港南洋烟草公司广州办事处为躲避省财厅提出的5万元借款要求，突然关门。
除了巧立名目强取豪夺之外，另外令广东民众惊恐不已的是革命军的强行拉夫。
由于“北伐”“西征”的失败使得革命军兵员损失惨重，大元帅府令广州市警察局于24小时内募兵30000人送往东江战场。而大本营兵站总监报称“数月来在广州市所募夫役五万余人，已雇募殆尽”，于是革命军政府批准各地驻军在驻地“自行补充兵源”，此举使军队随便拉夫的行为公开化，“以至行人奔避，商贾裹足”，光天化日之下甚至多次发生开枪打死民夫之事，“各军司令部前环立妇孺，涕泣哀求，凄惨之极”。
为表示对革命军政府当局的不满，广东的许多商人和企业主一开始采取消极躲避的方式，或停产或将工厂企业迁出广州地区，广州总商会许多会董因不堪勒索，纷纷潜逃。而普通民众的反抗则激烈得多，罢市、抗税行动此起彼伏，使广东社会矛盾趋于激化。一位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在发回国内的报导中这样写道：“……广州的罢市风潮此起彼伏，已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
“广州的居民已经对孙政府完全失去了信任，站到了革命党人的对立面。”
“说到农民，他们认为革命党人的事业纯粹使农民遭殃。农民停止交税，拒不交售军粮，持械到军队后方骚扰的事情，时有发生。”
“……现在的广州，商店关门，工厂停工，对于商人和企业主来说，并非初衷。但他们确实已经无法在革命的空气当中生存下去，只能做出这种无奈的选择，而由此带来的人民失业、物价飞涨、官商对立、社会矛盾激化，是任何有理智的政府都不愿意看到的……”
而广州地方政府的官员私下里也承认：“……自革命军兴以来，粤民供给饷糈已多，现军饷已无可搜罗，官产（指拍卖的官产）亦已垂尽，至有天怒人怨之象。”
由于革命军政府的横征暴敛和强征民夫，使原本具有“革命传统”的广东民众对革命党***失所望，对革命党人发起的“北伐”“东征”由一开始的积极支持最后变成了完全失去了兴趣，革命党人和广东民众的矛盾日趋激化，已经变得无法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