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武将兵士地位低下，固然是因为赵家两个祖宗害怕出现安史之乱与五代更替，于是重文轻武。但才开始时，武将还有一定的将兵权，并且出征时多用武将挂帅，后来却被士大夫们扭曲。其实很好理解，就象士大夫们自发地维护权贵豪强利益一样，因为财富是一块蛋糕，分给了平民，豪强们也就少了。在郑朗重新矫正下，利用开源矫正，将这块蛋糕做大，那么豪强获得财富并没有减少，同时也给了平民百姓更多的生机。财富这个蛋糕可以做大，但权利这块蛋糕能不能做大？
所以士大夫排挤武将，与自发维护豪强利益一样，乃是自发地替士大夫们争取更多的权利。
似乎是一道无解之题。
郑朗想破解这个难题的时候，忽然又想到另一个问题上，那就是士大夫们维护豪强权益。那怕欧阳修与苏东坡这些后世都名闻遐迩的大人物，他们出身贫困，但站在士大夫之林，马上就翻脸不认人了。
但考虑问题不能站在后世角度分析，若那样，赵曙的濮仪之争都不会有那么大的风波，王莽都能称为中国史上最牛的改革家。事实王莽的种种措施，让当时的百姓苦不堪言。
也因此，郑朗不敢将明朝一条鞭法用在宋朝，用得不好，会捅起天大的乱子。
郑朗苦思冥想时，就想到另一个弊端。
孔夫子说上古时有多好，尧舜是千古大贤，老子也说上古时很好很好。这肯定是不对的，而且夏商周因为文明还是十分地落后，不能真正一统天下，诸候国战乱不休，百姓实际过得很苦。周朝在衰败，文明却在进步。因此前世的一些贤哲们想替中国寻找一条出路。不但中国，外国也是如此，释迦牟尼想不出办法，于是教导百姓空，一切都是空都是浮云，从精神上寻找安慰，来摆脱现实生活中的苦恼。老子清静无为，月圆则缺，同样是教化人们不要贪婪，不贪婪就不会有那么多不公平的现象发生。
法儒却很实际。试图制订一种规范与秩序，使得社会井井有条，不过儒家重教化，法家重武力手段镇压。战国时，法家占据上风，于是一统天下。但法家的弊病也就出来了，因为重血腥的武力镇压，轻教化，往往使统治流于暴政。
西汉一惩秦朝政治弊端。重黄老无为而治，但无为本身就存在着许多缺陷。因此汉武独尊儒家，罢废百家。可是儒家也有儒家的缺陷，仅凭教化。百姓就能安份守己吗？
后来的统治者用道家，甚至释家来愚民，宣化，用儒家为表。法家为里，治理国家。
特别得到统治者欢心的就是儒家的核心之一，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或者是上古的尊尊亲亲，但这个尊已不是原来的尊重，而是尊贵，君比臣尊重，因此臣子要服从君王，臣子比百姓尊贵，因此百姓要服从臣子。用此来构建一种安份守己的统治秩序。
不能说它不好，在一段时间内，它还是一种进步的思想，正是这种秩序，使得各个野心勃勃的枭雄谋反名份不正，减少了动乱。但社会在进步，这种思想也越来越落后。
正是因为这三纲与尊尊，各个豪强名正言顺的对百姓剥削，到了饥寒交迫之时，老百姓可不管什么尊尊三纲，于是张角黄巢之流迅速催毁了强大的汉唐。
一些前世有英明的人物，也看到这种缺陷，有了以人为本，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等的说法，李世民同样隐晦地说了一句，民能载舟也能覆舟，赵匡胤未说什么，但在做，重视民生内治，主动的对皇权限制。当然，他们还不能称为跳出这个框框，特别是李世民与赵匡胤身为皇上，就算他们有超人一等的远见识破这个框框，也不会主动揭破。后世朱元璋做得更激进，然而迅速让士大夫们将朱元璋种种政策打压下去。
正是儒家核心思想中这一缺陷作祟，那怕宋朝就是得到了幽云十六州，如今内治更是花团簇簇，但一百年后，还会继续兼并严重，贫富极度地分化，若再有一个不好的人君上位，很有可能广大贫困百姓在走投无路之下，揭竿而起，国家迅速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