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朗准备南方讨伐事宜，包拯于河北上奏，请罢一切内降曲恩，又列唐魏郑公三疏，请置座右为鉴。（唐魏郑公谏录乃是唐朝大臣王方庆所撰写的魏征进谏语录，一共五卷，一共记录了几十件魏征所谏相关事件）
复上言七事。
第一件事辨忠奸，陛下宽仁，容纳群下，包括一些阴险的大臣，多饰无根之说，诬陷善良，使良臣受排斥，不得自辨。一旦有事，朝廷所倚者何人？对第一件事，郑朗不是很赞成，辨忠奸固然不假，但包拯忽视一件最重要的事，主善则臣良，主恶则臣媚。即便蔡京之流，若生活在赵祯朝，也要努力做出一些实事，不然不得迁。若是吕夷简生活在宋徽宗朝，有可能比蔡京更恶。
第二件淡朋比，虽说朋党不好，但不能进一良士，动辄说朋党相济，退一庸才，亦说朋党所嫉，过于妖魔化朋党，正人结舌不敢公言，此为国家大患。何渭朋党，唐之朋党起于穆宗，盛于文宗武宗，汉之党锢，始于安帝，极于桓灵。以陛下之资，会有汉唐昏衰之时？郑朗同意了一大半，朋党暂时不会再形成危害，但它的种籽已经埋在湿润的土壤里，不防就会恶化。可过于妖魔化也不大好。
三是轻沽激（沽名钓誉与激进），顷岁大臣专政忌才，有所开建，则言之沽激，以至臣子不敢自效。或直臣不顾时忌，耿直指事陈说，则百计阻挠，使不得施。于是在位者多因循默懦者为得计，志士仁人无以为也。请陛下愿收纳以议，勿以沽激为猜。这个大臣不是指执政大臣，而是指整个宋朝官场。这一条说中了郑朗内心，不但包拯说，自己也多次说过。可没有用，整个官场都是这样，怎么办呢？
四贱先入，朝廷之事。顾道理如何，不能以先后区分。若先入者为是，则害贤牟利之臣，阴中历诋，惟恐居后，乱天下邪正，掩陛下聪明。这一条说得也很好。可包拯还没有点明核心思想，不能以视先后而择其轻重，有的事毕竟要深思熟虑的。
五是释科禁，这就是蔡襄弄出来的妖蛾子，执政不得见宾客，以防吕夷简，虽经郑朗进谏松懈，但因为根固缔深。接见宾客时然有顾忌。包拯举了一个例子，辅臣不得接见宾客，百官巡厅才可白事。台谏官不得私谒，刑法官不得接见雪罪之人，国家如何了得？此非帝王推诚尽下之道也。应当革新近制，推大信于群下，如景祐之初，则尽善也。对这一条，郑朗肯定很开心了，尽管他在中书已经不会呆很长时间。
六是进贤能，这几年灾变数见，虫蝗水时。所被甚广，陛下焦劳求理，恐一物失所，圣心若此，岂不能弥灾沴、和阴阳哉？此乃执政不能同心协恭，以救时弊。陛下或有所间阻，不能委任责成，故致此也。也不是说郑朗，而是说整个宋朝的官场，上到赵祯与诸位宰相，下到各个大臣，其实做得真不错，不过离包拯想要的目标仍十分遥远。所以要进贤人，得其人，有其能，宜主张重用之。持禄取容、妬贤妨能以为身计者，速罢免之。化危为安，易于反掌。
实际郑朗这一条做得很好，可若说完美，怎么可能，所以包拯再次提出来。
七是弛小过，近年臣下窜逐，或以无辜，或因小过，或为阴邪排陷，或由权要憎嫉，吹毛洗垢，以求疵瑕，刑网密张，罪罗横增，无匹妇含怨，亢阳累年，匹夫愤愤，飞霜下击，彼无辜窜逐之臣，气感天地，精贯日月，岂匹夫匹妇之为乎？愿陛下躬阅谪籍，察其才行功实无大过者，或与牵复，或加宠擢，则圣造之洪覆，与天同德，谮陷之风，不敢肆矣。说白了，就是用人，不能过于吹毛求疵，用其大，弃其小。
七条疏上，郑朗略加增改，再上一奏，两奏齐献于赵祯，多见采纳。
随后包拯又建一事，罢河北屯兵，分于河南兖、郓、齐、濮、曹、济诸州，遇警即发，这是为国家节约开支而想出的策略。屯兵需大量物资，宋辽和平始久，辽与西夏又有战争，没有必要在河北屯驻大量士兵，将物资运到河北，或者真定府西北诸山区，费用高昂，而将兵士养于河南，有大运河之利，豢养费用会严重下降，兵士又不必受到妻离子散之苦。特别是河东，费用更高。接着又举了一些账目开支做证，自郑朗入朝后，宋朝大臣多喜“数据化”，用一个个数据做出举事的佐证。
说得似乎有道理。
连郑朗都没有赞成，建议虽好，可是包拯忽略了震慑作用。契丹与宋朝和好，一是得到岁币，二是河北河东屯积着大量兵士，以及一些军事措施，进攻不易。若没有这些驻兵，将自己北大门**裸地敝开，难保一些契丹人不产生不好的想法。
但包拯在郑朗心中地位越重。
虽然离后世的包青天距离太遥远，也是一个不错的官员，特别是某些认识十分清醒，远比文坛宗师欧阳修好。因此在与赵祯交流时，淡淡地提了一句，包拯不错。